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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小龙:汉字一个字一个音不香吗?——谈汉字文化的“有容乃大”

申小龙 文化语言学新视野
2024-09-10
新闻学院广播电视学系16级小陈同学来信:

“老师课上提到罕见姓氏读音。我记得老师曾经说过,大部分人读错,错也会变为对。但是读错姓氏读音大有人在,为什么可以保留至今?是因为姓氏是祖宗流传,特别受到重视吗?可是重视姓氏读音的是小部分人,如何影响大部分人呢?

小陈同学提到的姓氏字的罕见字音的读法,这个问题的产生和解决,都和汉字密切相关。也就是说,“罕见字音”本身不是语言的问题,而是文字的问题。而罕见字音的正读和误读,都受汉字的影响。

汉字不是表意字吗?它怎么影响字的读音呢?
一、汉字最让拼音文字羡慕的,是它具有语言性
一般来说,文字是记录语言的。既然记录语言,从文字的形式应该看出语言的读音。这一点,在使用拼音文字的语言中,不成问题。

但汉字用意象来记录语言。意象记录和字母记录最大的不同,是后者依附于语音,而前者对于它所记录的口语单位,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。

汉字对于汉语的相对独立性,表现在它在读音上并不随词音“起舞”,而是“有容乃大”,一个汉字可以包容不同的读音,而且这些读音并不被其他汉字排斥。

而在意义上,汉字的意象比它记录的音节内容更丰富。口语词很难在随意碰撞中生发新的意义,因为声音会产生大量的歧解,而汉字可以,意象可以。中文无所不在的意合,正是在汉字基础上产生的。

汉字的意象不仅不依附于语音,而且会“收纳”一个语音在不同时空条件下的变体,甚至以字形主动地“干扰”语音。
汉字最让拼音文字羡慕的,是它以自己的形式深度参与字义和字音的理解,具有很强的语言建构意识。我们把这样的特点称为汉字的语言性或语言功能。

二、汉字诞生伊始,工具性就是一个“政治正确”
以上绕了一个大圈子,是想说明汉字的读音,无论正误,多多少少与字形脱不了干系。而所谓“误读”,大都源于汉字很强的工具性

例如:

“伐木丁丁”的“丁丁”,本该读zhēng zhēng,为什么读dīng了?因为记录声音的“丁”字形它的常用音是dīng。根据“丁”字形的常用音dīng来读,这比要记住“丁”的罕见音zhēng,方便得多。而方便,就是汉字创造和使用中的一个基本属性。

同样,现在有多少人看到《说难》会读shuì nán呢?很自然的读法是shuō nán。语文老师再三叮嘱可能会起作用,但同学们只要问“那为什么‘说服’不读shuì fú呢?”老师就很尴尬。而“说服”不读shuì fú,正是文字人文性对工具性的妥协——因为读shuō更方便,不费脑子。

对汉字文化十分热爱的同学可能忍不住会想:你一个汉字为什么要记这么多不同的音呢?一个字一个音不香吗?例如“伐木丁丁”的“丁丁”和“甲乙丙丁”的“丁”、“壮丁”的“丁”,用不同的汉字,不就没有误读问题了吗?

其实从汉字产生伊始,工具性就是一个“政治正确”。
1.能省则省:汉字的潜意识与平衡术

汉字的表意耗费了造字和用字的大量精力。在望文生义、统一文化的基本原则下,汉字的造字要满足中文表达和交流日新月异的需要,必然躬行节俭,采取“能省则省”的策略。汉字历史上经历的隶变,其“缩衣节食”,黜奢崇俭,就是文字工具性的典型表现。这也是古代书面语中以“假借”的方法用字的原因。“能省则省”才能呵护汉字表意的文化功能。

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,汉字愿意为维护表意功能而付出人文性部分耗损的代价。

表意文字的概念,往往让我们更多想到它的人文内涵,而忽视了文字的工具属性。只不过拼音文字已经彻底工具化了,基本上不存在人文性与工具性的冲突,而表意文字为了维护和发展其特有的人文性,一定会与工具性作各种协调和博弈,在语言的“经济原则”上做出各种并不“伤筋动骨”的妥协。

“能省则省”我们可以视为汉字努力平衡人文性与工具性的“潜意识”,它不是非理性的,恰恰相反,它实际上很理性。

望文生义是汉字的底线,可以触碰,但不可颠覆。

2.有容乃大:汉字不为时空差异买单
一个汉字,它的读音会发生历史和地理上的变异,而汉字造字的初衷是社会的沟通和文化的传承与统一,这就决定了汉字只做促进大一统的工作,而不会去肯定中国广袤国土上各种音义纷歧。

要“管理”中国这么大体量的一个国家的语言,汉字不可能采取“一人一票”的做法。也就是说,汉字不可能为字音在每一个时空的变异造新字。用造字肯定变异将大大削弱汉字的交际功能,就像我们今天看不懂粤语自造的方言字。汉字要力避语言的空间变异所要求的“文字异形”。

汉字“缝合”中国文化版图的功能,靠非常自觉的“国家治理”——它只能代言国家官话或通用语,它只能书写雅言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,拼音文字追随词音,理论上它能够记录词音的时空变异。然而不要说这样做使拼音文字的书面语古今无法衔接,今人读不懂古文,而且一旦它对词音“亦步亦趋”,它实际上并不在促进沟通,而在阻碍沟通,因为经过它对音变的书面肯定,它的服务范围不是扩大了而是缩小了——看得懂的人少了。
也就是说,由于语言总是在不断发展,严格地记录语音,对于文字是不可承受之重——我们能容忍一时听不懂他人的方音,但我们能容忍看不懂文字的词形吗?

所以,我们今天看到的汉字,是有容乃大的汉字,对于它来说,一字一音的确不香。
当然,在提高字音和字义的“弹性”即综合性的前提下,汉字在分析性即辨义的方面也在不断作出“补偿”。例如为“丁宁”加形旁,成“叮咛”;为“颠”字加形旁,成“巅”,使其与“颠倒”的“颠”相区别;甚至新造“她”字,区别口语中混同的第三人称性别。但在中国文化大一统的意识形态和文化思维下,汉字仿佛总是在对分析理性说:我能帮你的也就到这里了!

3.世俗理性:汉字字音讹变的工具理性
由于语音历史演变的原因,汉字的字音,包括一个字的不同意义的声音,会发生变化,形成汉字一字多音和一音多字的复杂现象。

一个社会的语言习惯,总是先肯定具有传承性的字音,因为在传承中保留了汉字丰富的历史信息。这是汉语、汉字的人文属性使然。

但语言和社会文化是在不断发展的,新的东西会和旧的东西冲突,字音的传承就受到了挑战。挑战除了源于语言内在演变规律之外,有很大一部分源于使用语言的人对待文字的世俗理性,即寻求方便。

一般来说,挑战之初,社会的回应总是尊重传统。例如语文老师总是会告诉学生:“呆板”的“呆”读ái,与“呆滞”的“呆”不一样;“确凿”的“凿”读zuò,与“斧凿”的“凿”不同。1985年我国统一的读音标准就是这样。
然而,当越来越多的人为图便捷,把“呆板”读成dāi bǎn,把“确凿”读成què záo,语言的社会性就对不够“社会”的传统做出了强势干预——约定俗成。语言符号形音义的任何变化,都必须遵循从众的原则。离开了“全民性”,语言就失去了社会交流功能。

这就是为什么语言发展中总是会发生“以讹传讹”乃至最终“从讹”的故事。今天的语文老师已不再纠结dāi bǎn(呆板)和què záo(确凿)了。

我们仔细想一想,在这些字音上尊重大多数人的选择,表面上看是工具性的选择(图简单省力),其实又何尝不是人文性的选择——民间语文富有生命力的世俗理性。

但正如小陈同学所说,为什么在姓氏罕见字上,汉字的读音又不“从众”呢?

三、汉字的工具思维中,“名从主人”的文化坚守
在汉字的发展中,字形在世俗理性下对读音的干预是有点“放肆”的。自从形声字在汉字系统中“坐大”后,汉字字形对于读音就颇有一点“自以为是”的意思。无论字形的“原逻辑”是什么,只要它定了型,时不时就会对所记的读音“指手画脚”起来,就像“发酵”的“酵”那样,总是被“孝”带节奏,似乎不到人人都念xiào不会罢休。

但姓氏不一样。一个姓氏,哪怕是罕见的符号,都是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文化图腾。它是一个源远流长的群体的身份认同,是人类群体的精神家园,直接表现为家族意识。因此,书写姓氏的汉字,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。

这就是为什么姓氏中罕见字的读法那么强调“名从主人”,而不轻易随大流。一个汉字,它在不作姓氏的时候,读音可以“随波逐流”,按经济原则选最方便的读法,除了语文老师或规范化专家,没有人会计较;而当它是姓氏的时候,它的误读会持续地被人们纠正,尤其被姓氏所有者拒绝。显然,“名从主人”有强大的历史文化和家族情感的支持。

其实不光姓氏字如此,名字也是这样。我曾在课堂上叫一位学生的姓名“李靓雯”,其中的“靓”按当时的常用字音(靓丽、靓女、歌手张靓颖的“靓”)读为liàng,结果学生站起来说:“老师,我叫李靓jìng”。
同为名字,一个是张靓liàng颖,一个是李靓jìng雯。其实两个读音都有美丽的意思(只是后者偏指妆容),但一旦进入人名,汉字就有了自觉的身份意识,非常抵触文字工具性的粗暴侵蚀。

也就是说,如果把“靓jìng妆”读作“靓liàng妆”,虽然读错了,但这个字组很少用,人们不会介意,但在名字里,读错了就有“认错人”之虞,必然计较。

与姓氏相同,地名也具有强烈的文化身份涵义。语言与文化课上常举的例子是山东莘shēn县和上海莘xīn庄。它们的读音都历史悠久,有丰富的地理和文化信息,不可混同。这样的例子不可能是孤例,类似的还有河南的漯luò河和山东的漯tà河;河北的乐lào亭和山东的乐陵,四川的荥yíng经和河南的荥xíng阳,河南的渑miǎn池和山东的渑shéng水等等。

四、汉字罕见读音上挥之不去的“解构”力量
名从主人,这是汉字人文性和工具性的博弈。迄今我们看到的大多数实例,都是人文性占优势。原因就是小陈同学说的“姓氏是祖宗流传,特别受到重视”。

在汉字文本中,字形的干扰能够被压抑,却始终存在。在理论上文字都是记录语言的,不同的声音有不同的记录,而在汉字条件下,字形读音最便捷的指向是常用音。这样的工具性“政治正确”成为人名、地名罕见字读音挥之不去的“解构”力量。这个“挥之不去”就是小陈同学说的“重视姓氏读音的是小部分人,如何影响大部分人呢?”

今天,我们叫“纪老师”,叫“令lìng狐”,叫“盖gài叫天”,都很自然。甚至浙江会稽的“会”本地读音是guì,现在的词典已经把读音“从众”,改为kuài了。

更让语文老师“崩溃”的是,那个“好龙”的“叶公”,朱熹《论语集注》注为“叶,舒涉反”,即读shè。而今天,在“叶”字常用音的强势挤压下,它已经从古邑名改读为树叶的“叶”了。网上有这样一个帖子:

“今天孩子上网课,老师讲了叶ye公好龙,老师读完孩子就说应该是叶she公好龙吧,因为孩子读论语的时候都是读叶she的,问老师可不可以读she ,老师说不可以 ”

连孩子都不会信口读出的“叶yè公好龙”,它的“从讹”,其实并非简单的“从俗”,而是有深厚的汉字工具性积淀。

现代语言学的文字理论,在汉字拼音化上走汉字工具论的极端,被汉字深厚的人文性打脸;而在汉字的社会变异上又固执传统,一次次被汉字工具性打脸。
在西方字母文化的语言理论的“熏陶”下,汉字的理论始终没有走出“左右摇摆”的怪圈,没有在汉字书面语的基础上(而非拼音文字的基础上),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语言学理论,包括基本的文法理论和基本的汉字属性、汉字功能理论。

抚今追昔,我们的文化自信,究竟在哪里?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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